1954年7月，我考入中南土木建筑学院铁道设计系。毕业后，我被分配到设在成都的铁道部第二设计院工作。我们在武汉搭乘“东方红”轮船，溯江而上。我登上甲板看到正在施工的武汉长江大桥，为自己即将投身于铁路建设感到十分兴奋。 设计院领导分派我在宝（鸡）成（都）铁路沿线处理山体滑坡、塌方和滚石等自然灾害，学习铁路勘测设计中的工程地质知识。不久，我由实习员提升为技术员，被调到云南昆明第一勘测队工作，驻在云南沾益。我们勘测的铁路线路由沾益往东，通过贵州省的水城、安顺，向贵阳市挺进，即滇黔铁路。当时这条线路有许多地段已经在施工，也就是边勘测、设计，边施工，尽量加快建设速度。 我们的勘测工作和生活非常艰苦，吃不好，睡不好；天天爬高山，下深谷，一天一个宿营地。由于铁路线是向前方延伸的，勘测工作就必须连续不断地向前推进。逢山越山、遇谷跨谷，临河过河，必须轻装前进。我携带的物件只有一床铺盖和一些换洗衣服，一张折叠的帆布床，还有勘测用的工具等。清晨起来，首先将铺盖捆扎好，交由后勤人员运往前面的宿营地，然后赶紧吃早饭，吃完早饭，立即用自备的铝饭盒，盛好当天中餐的饭菜，随身携带上路勘测。日落西山的时候，奔向线路前方预定的宿营地投宿。若是后勤人员的运输能赶在我们之前到达预定的宿营地，那我们就能惬意地吃上一顿美味的晚餐，舒舒服服地睡一觉；否则，我们只能饿着肚子，等候后勤人员的到来。因此，我们对吃住没有什么要求。有时，我们就用油布铺在湿地上睡；有时，宿在农户的牛栏、猪栏的竹楼上；有时，我们男女勘测队员同宿一个大房间里，虽然艰苦，但我们这些年轻人的心都放在铁路勘测工作上。 铁路线经过石灰岩山区时，我这个铁路工程地质组长的责任更重了。有一次，我发现线路旁有一个溶洞竖井，决心下去勘查。我请队里的民工——当地的彝族小伙子和我一道下去。我们抓住竖井两旁的小树一步一步下去，下去了20多米，只见竖井一侧有一条天然流水的隧道。我用罗盘仪将它的高度、深度、长度定位标在图上，还测量了它的流量和温度，做完这些不觉就到了下午两点多钟，这时我又累又饿，一点力气都没有，抓住树干怎么爬也爬不上去。同下去的小伙子安慰我说：“廖技术员，不用怕，我能攀登上去，上去后想办法把你拉上来。”小伙子上去以后带着队里的同志放下安全带把我慢慢地拉出了竖井。事后，队长表扬了我的勇敢精神和工作认真的态度，又严肃批评我说：“下去也不报告一声，不注意安全保护。今后，凡是这类事情，都要向队部报告后，备好安全措施才能下去勘查。如果你们两个都上不来，我们到哪儿寻你们？”在云贵高原勘测铁路的工作和生活，乐中有苦，惊中有险，没有身临云贵高原野外勘测的人是根本体会不到的。 经过几年的时间，我们的愿望实现了，火车终于驶入贵阳市。在当时，我曾为此写了一首自由诗《火车来到了贵阳》，并在《勘测设计报》上发表。 1960年5月，我被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部队工作，告别了使我难以忘怀的在云贵高原勘测铁路的工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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